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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来源:中国职称论文咨询网作者:kaiting时间:2018-10-09 10:57

  这篇文学类期刊投稿发表了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上世纪60年代,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深刻影响了思想文化领域, 这其中也包括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从1963年首个单行本发行之后, 利考克的汉译便彻底中断。论文从文化和文本语境的角度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汉译进行深度解读。

  关键词:文学类期刊投稿,利考克,幽默文学,文本语境,幽默精神

文学类期刊投稿

  一、引言

  据考证, “幽默”一词最早见于《楚辞》, 本义为“幽静无声”。现代意义上的“幽默”则译自英语“humor”一词, 王国维曾将其译为“欧穆亚”, 后由林语堂于1924年译为“幽默”。关于幽默, 不少人将其等同于滑稽和讽刺, 纯属生活的润滑剂, 因而很多人认为幽默文学也是低俗浅薄的, 难登大雅之堂, 不值得深入研究。其实, 幽默不仅是表现个人智慧的语言艺术或是个人修为, 而且也是一门兼具严肃性和哲理性的哲学。无论中西方, 幽默文学的传统都早已有之, “幽默”一词虽来自域外, 中国的幽默文学却可追溯至先秦, 而西方的幽默文学因其广泛的哲学基础和文艺精神在文学领域占据了比之中国幽默文学更为彰显的地位。在西方, 幽默文学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古希腊式的幽默, 即表现手法上的“微笑的幽默”;第二种是19世纪果戈里和马克·吐温式的“含泪的幽默”;第三种是现代人的幽默, 即20世纪后起始于北美大陆的“黑色幽默”, 是一种“隐嘲性幽默”[1](P161)。这其中, 加拿大幽默文学家斯蒂芬·利考克 (1869—1944) 的作品因其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独树一帜。利考克本人并非专职作家, 而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从1910年推出首部幽默文集《文学上的失误》直至他去世的30余年间, 一生共创作了40余部幽默文集。作为北美地区继马克·吐温之后的一位幽默大家, 利考克以作品数量众多、风格独特、品质精良而著称。

  从宏观而言, 利考克的幽默文学充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和对权贵阶层的嘲弄, 显示了极强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幽默不是一味的插科打诨, 也不是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幸灾乐祸, 而是善于发掘生活中不协调的喜剧色彩和人生中的悲剧性, 既显示了幽默文学庄谐并举的特点, 又体现了幽默中少有的崇高精神。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 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伦理价值, 尽管是写于几十年前, 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一段距离, 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仍紧扣时代精神, 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披露也具有普遍的诉诸力和永恒性。如《琼斯先生的悲剧》描写了主人公受困于现代礼仪而不忍拒绝主人的盛情挽留, 最后竟困在友人家中抑郁而死, 故事情节虽然荒诞滑稽, 却意在抨击现代文明虚伪荒谬的一面。

  从微观而言, 利考克的创作手法独特, 语言表达灵活生动, 具有典型的加拿大特色。在《打油小说集》中, 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程式化小说俗套, 如侦探小说、感伤小说、骑士小说、乌托邦小说等写作手法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戏谑性模仿, 通过再现原小说的类型风格调侃了原型的种种弊病和缺陷, 有评论家认为这十几篇戏仿小品堪称独立于原型之外的幽默讽刺佳作, 每一篇都是独立存在的深刻而生动的文学评论。幽默的艺术归根结底还是在语言表达上, 利考克在这方面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大师。他善用夸张、反语、谐音、双关、重复等写作手法营造喜剧氛围, 用漫画式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 人物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他非常善用突降法, 常用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结局制造喜剧效果, 并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如在《野外的简朴生活》一文中, 作者描述了想表现自我价值的“我”及友人打算去森林里捕猎麋鹿, 从提前规划到实际的野外生活处处显示出主人公的煞有介事, 文章结尾才道出整个打猎计划只不过是个臆想的幌子, 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 也深刻领悟了大众不明所以、一味追风的所谓文明生活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作品表面上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讽刺他人的可笑行径, 其深层却是在揭示人性当中贪慕虚荣、自私虚伪的一面。利考克的作品不仅在他在世时享有盛誉, 在他去世以后也广受赞誉, 陆续被译为多国语言, 如前苏联就曾先后翻译出版了利考克的11种作品, 这充分说明了利考克的作品不仅跨越了国界, 而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2](P2)。在他去世两年后, 为了纪念这位幽默大师, 加拿大利考克学会专门设立了“利考克银质奖章”, 用于奖励加拿大年度优秀幽默文学作品, 这一奖章在加拿大文坛占有卓著的地位。

  二、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 林语堂就曾著文盛赞利考克的幽默艺术。但作为世界级的幽默大师, 利考克在中国普通读者中的知名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那么学界的研究又是如何呢?

  (一) 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史

  朱振武和綦亮将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时期, 即跨文化语境中的发生期、社会转型期的体系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成熟化[3](P39)。利考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大致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译介萌发期。利考克的汉译最早始于1932年由林语堂创刊的《论语》, 该刊辟有专栏“西洋幽默”, 专门译介西方的幽默文学作品, 至1949年共出版177期, 译介了英、美、俄、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幽默文学作品, 如萧伯纳、毛姆、契诃夫、欧·亨利、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都陆续被翻译刊出, 其中包括5篇利考克的短篇幽默小说 (第31期、36期和43期分别刊登了由黄嘉德翻译的3篇:《照相馆中》、《外交事件》和《医生与病人》, 第76期刊有张沛霖翻译的1篇:《一块钱》, 第127期刊有王一榴翻译的1篇:《杰根思先生小传》) [4](P12-18)。新中国成立初期, 前苏联文学是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主流, 在这种大背景下, 只有萧乾翻译了利考克的7篇幽默小品, 刊登在1957年6月的《译文》杂志上。1963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结集并增补了12篇, 首次出版了单行译本《里柯克讽刺小品选》 (因当时倾向于弱化个人主义的色彩, 所以译者署名为“佟荔”) 。

  加拿大建国历史短, 长期没有形成成熟的民族文学, 直至二战后加拿大英语文学才初具规模, 而利考克是当时加拿大仅有的几位文学家之一, 所以, 以利考克为代表的加拿大幽默作品最初得以被译入中国完全得益于“论语派”对西方幽默文学的大力举荐, 但是由于加拿大文学在当时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 文学形式缺乏经典性, 因而并未在当时的中国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同时,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 文化领域一直秉持“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3](P41), 利考克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非常相近, 被认为是善于借用各种讽刺手段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 因此才具备了被译介的资质, 所以他的译本得以在那个时代诞生, 却未迅速获得大量译介并赢得广大读者的关注, 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 而完全是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文学经典性的共同作用。

  (二) 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回溯

  这一时期, 译介所呈现的这种系统化和规模化促成了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多方位研究, 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系统研究也由此开始。1992年亦夫发表论文“加拿大的马克·吐温———李科克”, 该文对利考克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简介, 认为利考克“严谨缜密的学者作风同幽默家的嬉笑怒骂和文学家的丰富想象始终集于他一身, 且并行不悖, 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8](P167)。之后, 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位长期被忽略的幽默文学家, 刘剑峰认为, 利考克对待幽默的态度严肃认真, 他的作品具有精美的品味和崇高的境界, “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既有讽刺的锋芒, 又对生活在不幸中的普通人充满同情”[9](P35)。杨俊峰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角度分析了利考克的幽默, 他认为利考克和其他加拿大作家一样,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

  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 加拿大人既不沉默下去又不站立起来, 他们发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妥协方式, 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但又不承认别人的评判就是内心真正的自我。“李科克的标准幽默手法不是连篇的俏皮话, 而是苏格拉底式的讽刺, 即让那些巨人们用自己的话来相互毁灭。……他没有像美国幽默作家沃德豪斯那样使用‘友好的闲话’, 我们也看不到尖酸刻薄的几乎带有复仇色彩的那种美国式的幽默”[10](P53)。还有一些学者将利考克与其他幽默作家, 如马克·吐温、老舍等进行了比较研究。韦清琦认为利考克和马克·吐温一样, 继承了北美的幽默文学传统, 语言简朴清新, 善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角度, “一方面宣扬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进步, 另一方面对现实世界的弊病和丑恶也十分清醒”[11](P238)。

  朱柏桐认为这两位北美幽默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 由于二人所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他们都以幽默为武器, 大胆揭露殖民文化的阴暗面。他们的作品都避开了当时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 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北美风格。由于两人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 他们的幽默艺术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 二人的幽默观不同, 利考克认为幽默在于善意的讽刺而不是恶意的挖苦, 与人道主义精神紧密相连。马克·吐温认为幽默的源泉来自痛苦, 而不是快乐, 他以幽默为利器, 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其次, 二人的幽默手段也不尽相同。利考克善于把放大和缩小加以结合, 运用文字游戏对某些概念赋予新的解释或定义来达到幽默的效果。

  辞手段, 如比喻、夸张、重复等, 来达到幽默效果[12](P37-39)。郭同庆和陈飞则将利考克与中国作家老舍的幽默艺术进行了比较, 他们认为老舍和利考克的幽默艺术在打趣对象、发噱技巧和小说结构等方面极其相似。在主题内容上, 他们有着相似的打趣对象, 即以处于底层的小人物或曲折或无奈的人生故事为线索, 针砭时政、揶揄上层社会;在写作手法上, 二人有着形近神合的艺术笔法, 如漫画式肖像描写、笑剧性情节设置、妙用修辞格等。二人因国情不同也有着很多不同之处, 如利考克继承了英法传统, 笔触风趣、乐观、宽容, 介于英国幽默特有的轻松俏皮和美国幽默的刻薄挖苦之间;老舍的幽默则含蓄、机智、斯文, 偏好间接幽默, 笑料可视性强, 是中国式的幽默[13](P140-144)[14](P21-23)。

  综上所述, 从译介总趋势来看, 从1932年被“论语派”首次译介到1963年正式出版首个单行译本, 直至2016年, 共有18家出版社选取了利考克的不同作品推出了26个中文译本 (共计14种译本, 其余12个为同一译者的再版译本)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翻译界和研究界同时开始重视对利考克的译介和研究, 尤其是2016年, 一年之内共有4种中文译本推出, 其中包括国内文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幽默书房”丛书》。不管是学界还是译界, 都对利考克的幽默艺术高度赞誉, 但到目前为止研究数量仍然偏少, 而且这些研究偏重于宏观评述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特点, 如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而缺乏针对具体作品的微观分析, 尤其是作为个体的每部作品的文学架构和艺术价值。其次, 尽管历经几十年, 利考克的作品在国内已有多个中文译本, 而且译者也多为翻译名家, 如萧乾、文杰若、傅惟慈、高健、莫雅平、刘竞等, 但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这位著名的幽默文学家迄今仍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 而且关于利考克幽默文学的汉译研究也尚属空白。

  三、利考克作品的中文译本研究

  作为幽默文学的典范, 利考克的幽默风格别具一格、修辞手段灵活多样, 对这些中文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体察英汉语之间幽默手段和幽默效果的差异, 弥补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盲点, 尤其是英语幽默文学汉译史的一点缺憾。

  (一) 副文本

  “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文论家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 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15](P17)。随着近年来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开始关注译语文本的社会文化语境, 副文本作为译本的重要元素和翻译思想的重要来源, 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就译本而言, 副文本分两种, 即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是文本内部所呈现的信息, 包括封面信息、作者姓名、书名 (标题) 、出版信息、前言 (序言) 、后记、注释、插图、献词、致谢等;外副文本是由作者或译者, 以及出版方提供的外在于文本形式的相关信息, 如翻译评论、回忆录、访谈录、日记等。

  利考克十几种中文译本的副文本大多是以译序和后记形式出现的内副文本, 虽然刊出的年代有所不同, 但无不显示出译者对利考克幽默艺术的尊重和喜爱, 这些文本不仅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准备工作, 而且也让中国读者对利考克其人其作有了一定的认识。以萧乾的译本为例, 他的译本出现的最早也是再版次数最多的, 在2010年上海三联书店的译本中, 他在“译序”中首先引用了利考克在《小镇艳阳录》中的自述, 让读者对利考克的生平和创作有了初步了解, 然后就利考克几篇小品文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 认为利考克是一位接近伟大的严肃的幽默家, 他“通过各种独创形式, 用笑骂的笔锋跟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虽然终生都是业余作家, 然而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 每篇东西都言之有物”[16](P7)。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多数译本的副文本都只是介绍了利考克幽默的艺术特点, 并没有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其中的翻译过程和翻译观, 值得一提的唯有高健的译本, 高健译本的副文本形式最为多样。首先在“译者序”中, 译者高健谈到了人们对幽默的轻视及幽默的功用, 在“译者序”之后是一篇题为“答记者问———为幽默进一解, 兼评利考克的艺术”的访谈稿, 记录了译者对幽默与滑稽的异同之处的看法、幽默的七条定律、利考克的艺术, 以及一篇由翻译利考克而引发的对幽默的思考, 这篇访谈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让读者领略了幽默的意义, 对利考克的幽默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该译本还附有大量的脚注, 这些脚注除了提供文内文外的语境信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和译文之外, 还有很多从翻译角度所作的注释, 体现了译者宏观的翻译策略和微观的翻译方法, 如第147页共有4条脚注, 其中2条涉及翻译, 最后一条就解释了小说题名被译为“殉国记”而没有直译为“不完美的侦探” (1) 的缘由[17](P147)。这些以脚注形式出现的内副文本不仅有助于读者体悟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精妙所在, 而且注释所讨论的翻译问题对于翻译研究来说也是难得的一手资料。

  (二) 译作比较

  总体而言, 14种中文译本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因时代差异而造成的语言风格上的迥异、译者翻译策略上的选择、文学旨趣的不同架构方式等。其中, 黄嘉德、张沛霖、王一榴三人的译文出现得最早。当时经过新文化运动, “论语派”倡导以“幽默”这种外来的文学形式来改造国民性, 不管是内容选材上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具有极强的市民文化风格, 翻译作品的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倾向, 但是这种通俗化和口语化是以旧时的文言文为参照物的, 因而其译文与建国后诸多译本的语言风格迥异, 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印记, 语言标记明显, 与日后成熟的现代汉语表达截然不同。其次, 在翻译策略上, 多数译者都是国内知名的翻译大家, 基本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但归化的程度和实现归化的方法却略有不同。

  侦探惊呼“you”, 首相回答了“me”。译文1直译为“是您”、“是我”, 译文2则处理为“相国大人”、“正是下官”, 并把后文出现的“you”译为“大驾”。译文1虽然忠实于原文, 但译文2更符合对话人各自的身份和当时的对话场景, 这种语言上煞有介事的庄重与行为上的滑稽所造成的反差效果, 比较符合全文的调侃语气, 增强了戏仿小说的喜剧效果。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气质和个性, 因而译者不仅要对原文本的精神和气韵有准确的领悟, 还要在翻译过程中能运用恰当的译入语予以表现。近年来, 很多学者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 主张翻译应保留一定的“异国情调”。但是对译入语的关照仍然十分必要, 幽默翻译尤其如此, 因为只有符合读者的欣赏需求和译入语的文化语境, 才能达到理想的幽默效果, 建构幽默文学的文学旨趣和语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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